精神病人在强制治疗或非自愿住院期间可能会出现医疗纠纷，而强制隔离戒毒过程中也可能出现纠纷，同时，能不能将吸毒治疗纳入医保范围也值得思考。
体制化集中表现为，依靠行政权力及其所掌握的资源优势来维系行政决策的可接受性，甚至以一种不计成本、不讲规则的资源挥霍方式来处理和消解决策过程中的风险。学者所开出的药方多以程序为中心来重构该制度，其中最为典型的观点是：通过制度建构，确保规制活动是开放的，能够充分探索已有知识并随时接纳新的关于风险的信息。
由此可见，构建信息公开制度迫在眉睫。对其分析，不难发现，在该理念指引下形成的文本已经演变成一种流程式的工作守则，通篇列举了步骤、环节、方式等工作要求，却难以体现法治的精神。如果行政决策风险评估制度为受行政决定影响的利害关系主体提供了沟通平台，就可能通过合意实现所有人或多数人普遍接受的妥协，基于这一过程所作出的行政决策就在微观意义上具有了合法性。现行的行政决策风险评估制度多以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为范本，以《指导意见》第5条为蓝本。在行政决策风险评估制度中，许多重要的公共信息不够透明，尤其是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性事件，一些行政机关往往将这些事件中的信息视为机密，并认为一旦公开就会对事件的顺利处置人为地造成干扰，例如，国务院出台的《指导意见》第7条以工作纪律为名，要求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和会议讨论情况严格保密。
由于行政决策主体承担决策责任，评估主体承担评估责任，如果决策主体的责任囊括了评估责任，则其极可能以自身所具有的强大的公权力来影响风险评估的整个过程和评估各方参与主体的判断，进而影响风险评估的结果。（二）本质：体制化而非法治化 在西方国家，对行政决策的法律规制是行政合法性原则的基本要求，通过理性的制度设计以便制约行政决策中行政机关宽泛的自由裁量权。它们通常以概括＋列举＋兜底的表述形式规定需要进行风险评估的事项，[12]其中，兜底条款中的其他重大事项则由决策主体自行确定，这就极有可能将本应列入风险评估的事项作为非重大事项来对待，从而逃脱风险评估程序的制约。
经由这种风险评估制度所产生的行政决策并不真正具有合法性。不难发现，在现行的关于行政决策风险评估的规范性文件中，该制度的构成要素及运行条件都打上了行政机关的烙印，体现了强烈的行政主导性。在制度构建中，需要明确信息公开主体的责任和信息公开的渠道，特定情形下的听证以及对于应公开却没有公开的惩处措施和救济途径。但在短短3年之后，公司经营就已举步维艰，面临巨额资金压力，致生产停滞。
2.体制化的关键是权力和资源的进一步集中，这与法治化所要求的权力的适当分工与制约格格不入。这种话语体系排除了法律术语的规范表达，与法治目标相去甚远。
[16]该观点认为，程序不具有自主性和独立价值，它只是实现实体法目的的手段或途径。[18]作为规范行政决策风险评估的法律制度也必须针对行政决策风险评估的现实。至此，中央层面的两个规范性文件对行政决策风险评估制度作了顶层设计。在评估过程中，其他主体或社会公众如认为评估专家与所评估事项有利害关系的，有权要求其回避，类似的立法如《国家药品审评专家管理办法》第21条的规定。
风险评估的多方参与容易造成社会公众在数量上过多而专家相对较少的情形，这将出现感性和价值偏好成分占优势，而理性和科学分析成分被减弱的情况。围绕合作式评估原则，行政决策风险评估应构建动议、说明理由、同行评审、监督与救济等制度体系。这种体制化的趋向与法治化有着明显区别，甚至与后者格格不入。该项制度的核心在于，评估咨询主体与行政机关和社会公众应当保持独立，从而确保它们独立和理性地提供智识支撑，发挥符合自身角色的作用。
二是为维护地方或部门利益，运用各种包括滥用警力在内的非法行政手段。避免偏私的最朴素叙述是任何人不能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
基于这种现状，行政法学界已有学者对该制度加以检讨。它要求决定风险评估法律效力的评估主体处于中立、超然、不偏不倚的地位，对参与行政决策过程的其他主体及其相关事项不得存有偏见、歧视和利害关系。
不少基层政府部门不乏在必经程序的诸多步骤、环节中采取多种‘弹性变通路径，乃至将其简化为诸如领导小组＋内部座谈＋文字报告等形式，[7]扭曲了行政决策风险评估制度的实质。刘靖华：《社会稳定风险规制的制度建设研究》，《学术界》2011年第10期。[17][英]伊丽莎白·费雪：《风险规制与行政宪政主义》，沈岿译，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22页。它通过建立一个程序框架，使各种观点能够理性交换、相互理解、充分论证，进而使决策的考虑足够广泛，最大化运用现有知识来形成洞见，并因此获得合法性。在此思维下，行政决策风险评估制度便成了行政权可有可无的装饰品，甚至是任人打扮的奴婢。另一方面，强调谁决策谁负责，推行干部考核决策失误零指标，[8]并以激励机制和压力措施来补强决策的政治压力。
毋庸置疑，架设过多的行政部门以及过度行政化将导致国家资源的浪费。【注释】 [1]参见张景荪、颜九红：《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法治化提升之路》，《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
如果行政决策风险评估制度为受行政决定影响的利害关系主体提供了沟通平台，就可能通过合意实现所有人或多数人普遍接受的妥协，基于这一过程所作出的行政决策就在微观意义上具有了合法性。不稳定因素虽在一时被压制，却很容易积累发展成为更大程度的不稳定因素。
进入专题： 行政决策 风险评估 程序正义 合法性危机 风险 。以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为例，近年来，虽然该项制度取得了若干典型经验，[6]但在地方实践中，它的弊端也非常明显。
事实上，这种模糊性在一些地方政府出台的关于行政决策风险评估的规范性文件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些意见并没有对行政决策风险评估制度加以界定，而是从评估范围和内容、评估责任主体、评估程序和要求等方面对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内容作出了规定。[20][美]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王列、赖海榕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5页。于是，行政法学者提出了化解行政决策风险评估制度合法性危机的方案。
学者所开出的药方多以程序为中心来重构该制度，其中最为典型的观点是：通过制度建构，确保规制活动是开放的，能够充分探索已有知识并随时接纳新的关于风险的信息。[3]参见许传玺、成协中：《重大决策社会德定风险评估的制度反思与理论建构》，《北京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这与功利主义大师边沁的主张相一致。1．构建以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为主导的决策主体与评估主体分离制度。
参见《四川遂宁推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从源头上化解矛盾》，http://www. legaldaily. com. cn/dfjzz/content/2009-08/12/content_1137237. htm? node ＝7480,2014年6月28日访问。[15]罗豪才：《社会转型中的我国行政法制》，《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11]参见《郭有明落马背后：最大招商成烂尾致宜昌元气大伤》，http://hb. sina. com. en/news/d/2013-12-05/0729126621.html,2014年4月18日访问。[2]刘平等：《上海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研究报告》，《政府法制研究》2009年第3期。而在行政决策过程中嵌入风险评估则是用来增加分析在决策中所占比重的方式，目的是提升决策科学化水平。对于后者，则主要是复杂的社会甚至是政治争议涉及价值和认识论的难题，例如，由通货膨胀、失业率、城乡差距等指标影响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又如，地方政府为了保障重大事项风险评估制度，一般都成立了重大事项风险评估工作领导小组，由党委书记（或者地方行政首长）任组长，副书记（或地方行政副职首长）任副组长，将维稳、信访、法制、发改委等数十个部门列为成员单位，下设办公室，为制度运行提供保障。体制化虽然有利于快速消解不稳定因素，但缺乏对权利的尊重和维护。
沿着这一工具主义程序进路，风险评估制度演变成了一种保障行政机关决策、体现行政机关意志的机制，丧失了其应有的内在价值，而且也没有缓解其流程化、体制化和模糊化的弊端。[10]参见刘威：《耗资7亿大桥仅9月脱皮负责人：外国材料水土不服》,http://news. xinhuanet. com/local/2013-11/27/c_118307240.htm,2014年6月28日访问。
利益声明制度是指参与风险评估的专家在开始评估之前应该做一份利益声明，以表明其与所要参与评估的事项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对于每次评估之前的利益声明都应该记录在案，并在当地官方网页或者媒体上公布，供公众查询和监督。对于核心制度，应构建以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为主导的决策主体与评估主体分离制度、利益声明和回避制度、评估咨询制度和同行评审制度以及信息公开制度。
